学术殿堂的朝圣者
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主要是“古代诗文与诗文批评”，学术专长是“文体史与文体学”研究。现任中山大学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明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多次获得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文学评论》优秀论文奖、《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主持多项国家与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 “在信仰和理想欠缺的时代，我们不妨把学术当作我们的精神寄托。在我们的观念中也有一片澄净无云之处，那就是学术的天空；在我们的心目中也有神圣之处，那就是学术的殿堂。”
 在拉萨的大昭寺、小昭寺和青海的塔尔寺附近，有许多藏传佛教的信徒，他们在烈日之下，一步一跪地磕着长头，向着佛教圣地朝拜而去。据说他们一辈子要磕十万个长头。有些人是从青海磕着长头去朝圣的，身体强壮的年轻人要走几个月，老年人要走上一年。这当然是很艰苦的事，但他们心里很快乐很充实。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年代，朝圣者依然一步一跪，年复一年，以其执着的信念和虔诚的步履传承圣域的香火……
也许是一种执着精神的共鸣，提起去年夏天的西藏之旅，吴老师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虔诚的信徒。他常常对学生说：“藏民那种神圣的、虔诚的信念和为了这种信念执着追求，太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了。”事实上，吴老师正是这样一位执着于信念的朝圣者，与藏民不同的是，他朝拜的是博大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用志不纷，乃凝于神——中国古代文学文体学科的构建
吴承学老师的学术研究领域颇广，他在中国文学批评方面，就古代文学评点学、古代文学经典学、文学批评学术史及其个案研究发表了一批很有份量、极有影响的论文；在明清诗文方面，就晚明文人陈眉公、八股文以及五四与晚明文学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果为学界瞩目。但是学术界同行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学科构建所作出的贡献。
读过吴老师著作的人，都可以很清晰地把握到一个脉络，就是他非常强调从最真实的原始语境出发，去把握我们民族感受世界、阐释世界的形式及其中寄托的审美理想。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我们的先人创造了形式众多的文体形态，唐诗宋词元曲，风格不同的文体，各领一代风骚，从某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是一部艺术形式演变史。在攻读博士阶段，吴老师就开始重点研究中国古代文体理论，博士论题便是“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通讯评议时许多专家给这篇论文以很高的评价。程千帆先生在评议书上写道：“古人诗云，‘每逢佳士辄心许，老见异书犹眼明’，读竟欣佩欣佩，甚盼全书早日出版也。”当我们问及这些赞语时，吴老师谦虚地说，这是前辈学者对后进的殷殷鼓励提携之意。该论文出版后，复旦大学著名教授顾易生先生专门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文学遗产》上，称该书“构筑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体系”。近二十年来，吴老师持之以恒地进行文体史与文体学专题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三家权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花城出版社1993年）、《晚明小品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这一系列论文、论著因开拓性、前沿性和系统性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和重视，“文体学”也因此成为中山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新的学术亮点。
吴老师认为，在文学史研究中，文体个案研究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作家的个案研究。他从古代文学的创作形态、传播形态、语言形式出发，研究了在古代曾经兴盛但目前学术界较少注意的文体，如先秦的盟誓、谣谶与诗谶、策问与对策、古诗制题制序史、题壁诗、唐代判文、集句诗、隐括词、晚明清言等文体。“文体也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历史的产物，积淀着深厚的文化意蕴。时代和群体选择了一种文体，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一种感受世界、阐释世界的工具，这正是文体兴盛的基础。”比如从先秦的盟誓文体中，发见先民社会生活中神权与强权、蒙昧与理智、诚心与猜疑的文化心理，对我们认识人类文明与人性的发展很有启发。这些文章结集成《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一书，该书被认为是近年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领域里的标志性成果，先后获得广东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吴老师有一种坚实而敏锐的学科建设意识。近年，他连续发表了《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展望》等高质量的论文，明确提出建立古代文体学学科的设想。这个设想，并非虚张声势的空谈。从吴老师博士论文中对中国文论中“辨体观”的分析到《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的深入研究，再到他近年所进行的《中国古代文体史料学》《古代文体史料集释》与《中国古代文体学》三个项目，都一直朝这个学术殿堂坚定地迈进着。伴随此过程，中山大学作为南中国文体学研究重镇的地位也逐渐确立。
“学、识贯通，才、情融合” ——吴老师的治学路数著名文史专家傅璇琮先生在《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序》中说：“（我）曾于灯下默想，承学先生治学有怎样一种路数？于是得出八个字，这就是：学、识贯通，才、情融合。再演绎为四句话：学重博实，识求精通，才具气度，情含雅致。我认为，博实、精通、气度、雅致，确是这些年来吴承学先生给学术同行的一个总印象，也是承学先生一辈中的前列者这些年来在其著作成果中所显示出来的艺术才能和精神素质。”傅先生这八个字、四句话，不仅体现在吴老师《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等著作中，更融贯于吴老师平居读书作文生活中。
吴老师十分强调创造性与学术意识。他读书注重涵咏会心，思考讲究深度力度，于平常中要见卓异，在细微处体现精神。吴老师曾打比方说，这就像踢足球，出色的前锋有过人的球感，往往能把握最好的时机和角度，瞬间射球入门。学术研究也一样讲究学术意识，平时阅读所积累的功底，在敏锐的学术意识观照下，在恰当的时机，往往一触即发，灵感纷至沓来，写出的文章也如累累贯珠，新意迭生。如贾谊《过秦论》自问世以来，历代政权更迭，而对《过秦论》的诵读之音却绵延不绝。史学家观其史识，文学家探其文心。但对于这样人人读之诵之的常见文章，吴老师却独辟蹊径，跳出单独的文本解读，转而从他者对该文本的解读中发见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脉络。他在《过秦论：一个文学经典的形成》一文里，通过对《过秦论》个案的观照，提出文本固有的史论价值与文学价值是经典形成的基础，而史学家与文学批评家的推崇以及后世审美风尚、社会风气等外在因素，对文学作品经典地位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该文发掘了中国文学批评中一个新的领域，即“古代文学经典学”，其学术眼光之敏锐和独特可见一斑。这篇论文获得广东省2004-2005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吴老师常对学生讲：“南宋学者严羽说，‘学诗者以识为主’，其实治学也是‘以识为主’。”在学术研究中创造性与学术意识最为重要，优秀的学术论著都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真正的学术研究首先应该有新识见、新材料、新观念，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退而求其次，则是大家熟悉的文献，能看出新问题；大家熟悉的问题能谈出新见解。他每一篇论文的选题，都力图于人们所习焉不察处发现有意义的问题，或于人们已有成说者体察出新见解，努力做到新而不僻，奇而能正，给读者提供新的有价值的学术资源。
吴老师认为，每个时代的学者都会面对新问题与新挑战，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界面临着西学东渐的风气；二十一世纪初，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与网络热潮。网络时代对治学将提出更高的要求，最关键是要有全球化的眼光，世界性的胸怀，这才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学者的基本素质。研究每一问题既要熟悉中国的学术史，也要熟悉世界的学术背景，纵横构成一个学术座标。其对“古代文学经典学”的确立与研究，正是从目前我国经典学研究的缺失出发，和西方经典学一起构筑更合理、更完善的经典学研究的学术结构。正是在这样广博而细致的学术路数的主导下，吴老师寻找到一个又一个学术制高点，向其心中崇高的学术殿堂行进。
“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亦温，听其言也厉。”——学生眼中的吴老师 吴老师是国家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课程负责人，除指导研究生之外，还负责本科生的教学工作。从本科一年级到四年级，他是中文系指导本科学生论文人数最多的教师之一。在中文系《2001级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集》扉页的“导师寄语”中，吴老师写道：
五月份是高校教师的大忙季节，一个令人疲惫不堪的季节，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年复一年，我们就是从文字上看着同学们成长的。从百篇到书评，从学年论文到学位论文，一路看下来，好像是看着亲手浇灌着一棵棵树，从亭亭的小苗慢慢长成茁壮的大树。
作为老师，每当这个时刻，会有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同时也伴随着一种喜悦之情。孟子说，“君子有三乐”，其中一种人生快乐的境遇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教师确是一种快乐的职业，不辞长做教书人！
吴老师对记者说，他最喜欢“老师”这个称呼。他要我们把采访稿件上原来的尊称“教授”、“先生”一律改为“老师”。“‘老师’，本身就是一个崇高的字眼！被学生称为‘老师’，是最亲切的。”
吴老师培养学生的方式之一是“无言之教”。中山大学图书馆四楼古籍部的一位图书管理员说，她在古籍部工作的十几年来，最常见的就是吴老师。吴老师总是喜欢坐在陈寅恪先生纪念室边的书桌。他说“我每天都要经过陈先生的跟前，向他行注目礼。”在图书馆四楼古籍部，中文系的学生应该是最多的。吴老师所指导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都是图书馆的常客。当记者开玩笑问及“是否是吴老师要求你们都到图书馆来？”一位博士后坦言：“吴老师作为一位成功的学者，他还天天到图书馆来读书，这种无言之教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我不发奋读书，我就会觉得很歉疚，对老师对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而另一名博士生则说：“现在哪天不来图书馆就觉得缺少了什么一样，无所适从。”其实，吴老师到图书馆，并不仅是为了自己作研究查资料的需要，更主要的是为了方便和同学们及时交流，同学们一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与老师交流。
这次采访，记者走访了古籍部的一些同学。有一位同学说，吴老师与之合作，写一篇有关古代一本重要书籍的真伪问题考据的论文，前后修改竟然有15遍之多，其中吴老师的修订痕迹在各个阶段的修改稿中仍历历在目。整个成稿过程，吴老师花费了远比自己写一篇文章更多的心血去指导学生，从选题的确立，资料的收集，到行文结构，乃至语言打磨，一丝不苟。这篇论文，推翻了前人的一个成说，在论文修订完成后，吴老师立刻给合作的学生发来一条短信：“写完稿的感觉，就像赢得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高兴，但身心俱倦。”同时仍不忘幽上一默，“字字看来都是血啊。”学生把修订稿给我们看，红色的修订痕迹布满全篇，确实“字字是血”，而老师在学生身上所花的心血，在学术研究中的呕心沥血，在这语带双关的戏言中，亦表露无遗。
一位已毕业的博士生引用《论语》的一句话来形容吴老师：“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亦温，听其言也厉。”确实，传道授业，耳提面命，在专业学习上，吴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近乎苛刻甚至不讲情面，令学生有一种敬畏感；而平居相处，则谦和宽厚，蔼如春风，在其主持的“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网站上，每天都能看到吴老师以轻松、幽默的文字，回答来自校内外诸多网友求教的问题。学习之余，吴老师常组织学生们聚会聊天，或亲自驾车带领学生们出游。学生们向记者津津乐道：他们坐着吴老师的车，到珠海游山观水，在孙中山故居缅怀先贤，访帽峰山寻芳览胜，游大夫山骑车探幽……“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其此之谓乎？
淡泊儒雅的读书人——记者眼中的吴老师
吴老师虽然才年届五十，但却是当了十多年的“老教授”“老博导”，被誉为国内文体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年年好评与荣誉纷至沓来，他却心静如水，自称“马岗顶上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依然焚膏继晷，孜孜研读。吴老师这种读书情结，可以追溯到他幼时的经历。
吴老师出身于古城潮州一个书香门第。少年时代，吴老师便与家中的丰富的藏书相伴，喜欢唐诗宋词，手抄古书。然而时值“文革”，初中毕业时，吴老师却因为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失去推荐上高中的资格，尽管他是全级最好的学生。
对于一位少年而言，这种挫折非常惨痛。那段时间，吴老师没有丝毫消沉和放松，他拼命读书，像王力的《古代汉语》，在当时就半懂不懂地乱读过，还无师自通地采用抄读法，把文革前高中的语文课本抄写一通，还抄录了不少古书。吴老师说：“其实，当时我自己也深感茫然无望。”
多年后，吴老师在中文系研究生新生入学典礼上讲话中说：“在信仰和理想欠缺的时代，我们不妨把学术当作我们的精神寄托。在我们的观念中也有一片澄净无云之处，那就是学术的天空；在我们的心目中也有神圣之处，那就是学术的殿堂。如果我们带着虔诚之心，像朝圣那样一步步地向神圣的学术殿堂迈进，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登堂，我们一定会入室。”这是对茫然年代最好的答卷。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吴老师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当时文革刚结束，中国社会百业待兴，大学生是稀缺人才，社会需求量大，每个大学生都有许多职业可供选择。吴老师说：“从我的爱好和特长来说，我觉得我最适合做学术。”吴老师认为，选择了治学，也就是选择一种生存方式。他常说，对学术要有一种敬畏之心，能感受到学术的召唤，感受到学术的神圣，同时也从中体会到快乐。恒心、定力与淡薄名利之心，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素质，有时甚至比智力还重要。
采访过程中，吴老师告诉记者，他的治学精神是有所承传的：“唐代韩愈有一句话：‘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在我硕士和博士的时候，我的导师黄海章先生与王运熙先生不约而同地以韩愈这句话来勉励我。我现在也忝为人师，我总喜欢把这话转赠学生们，希望与他们共勉。”
他强调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重在慢慢积累，要注意“可持续发展”，他曾引用苏东坡的词句：“何妨吟啸且徐行”，“也无风雨也无晴”，提倡学术研究“不妨从容些，优雅些，快乐些”。吴老师坚持锻炼身体，每天下午他就在校园里快走或者慢跑。吴老师深情地说：“我是一个老中大。1977年入学至今，三十年来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中大度过的，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很有感情，每天漫步在康乐园里，看着这些古木和青草，红墙与绿瓦，心里总是充满一种无言的幸福感。我的生命已经和中大融合在一起了。”
此次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吴老师是在众多优秀学者之中脱颖而出的，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面对鲜花与掌声，吴老师淡然地说：“无论入选什么学者，本质还是‘学者’。入选当然高兴，但我已届‘知天命’之年，自然会保持一种清醒理智的心态，我还是一个老师、一个读书人。”
这，就是一个淡泊儒雅的读书人给我们的印象，在浮华竞逐的世界里，他，依旧是执着行进在学术殿堂朝拜之途中的朝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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